读《瞧，这人》-日记、书信、年谱中的胡适
January 17th, 2010
胡适是一个自由主义者，一生为传播自由的理念尽心劳力。然而，他在晚年却以”容忍与自由”为题，连续作文两次（其中一篇是讲演），强调的是同一个主旨“容忍”。他说：十七八年前，我最后一次会见我的母校康乃尔大学的史学大师布尔先生，那天谈话很多，有一句话我至今没有忘记：我年纪越大，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。胡适把这句话称之为“不可磨灭的格言”，进而申说：“有时我觉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，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。”这里的容忍，就是容忍异己。在胡适看来，“没有容忍‘异己’的雅量，就不会承认‘异己’的宗教信仰可以享自由”。当然胡适也清楚，真正做到容忍并不容易，“因为不容忍的态度是基于‘我的信念不会错’的心理习惯，所以容忍‘异己’是最难得，最不轻易养成的雅量”。
在“容忍与自由”后，胡适在一封信中谈到了“正义的火气”这个词。他说“现在我可以谈谈‘正义的火气’。你若记得我前年发表的《容忍与自由》，就可以明白我所谓的‘正义的火气’是什么。‘正义的火气’就是自己认定我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的是，而一切与我不同的见解都是错的。一切专断，武断，不容忍，摧残异己，往往都是从‘正义的火气’出发的。”为了说明这一点，胡适在《容忍与自由》中甚至举了自己年轻时的一个例子。年轻的胡适是一个无神论者，他痛恨迷信，因此，也痛恨在他看来是迷信之类的《西游》《封神》，认为它们是“惑世诬民”。在一篇文章中，胡适不惜借《礼记·王制》中的话表明自己的态度，“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，杀”，亦即杀掉那些借鬼神以疑众的人。在这里，胡适是斩钉截铁的，因为他是在反迷信。反迷信还不对吗？这里正有着“明确的是非”，所以胡适不惮以“热烈的好恶”显示自己的决绝。此时，胡适方才十七岁。可是，十几年后，胡适在北大，北大的一些“卫道士”却要“杀”胡适了，理由也是《礼记·王制》中的话，所谓“学非而博……以疑众，杀”。什么叫“学非而博”？此“非”即“是非”之非。既然，你所学的东西是不对的，且又以此惑众，那就该“杀”。这里，“明确的是非”和“热烈的好恶”也是一点都不含糊。于是，晚年的胡适把这己对人和人对己的两件事并作一类，说：无论“当年我要‘杀’人，后来人要‘杀’我，动机是一样的：都只因为动了点‘正义的火气’，就都失掉容忍的度量了。
关于新文化运动，1917年1月，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发表后，陈独秀嫌改良不够，又做了篇态度更激烈也更极端的《文学革命论》。人在纽约的胡适看了后，心中不安，便致信陈独秀:
此事之是非，非一朝一夕所能定，亦非一二人所能定。甚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。讨论既熟，是非自明。吾辈已张革命之旗，虽不容退缩，然亦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。
显然，胡适的态度是宽容的，也是恳切的。可是，陈独秀读了信，大不以为然，他给胡适回了封公开信，却如同一份宣言书：
鄙意容纳异议，自由讨论，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，独于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，其是非甚明，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；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，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。
之后北大教授钱玄同披挂上阵。他比陈独秀更进一步的开始骂人了，在陈独秀《文学革命论》的当期，以“通信”为题，钱玄同写道：
顷见五号《新青年》胡适之先生《文学刍议》，极为佩服。其斥骈文不通之句，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……具此识力，而言改良文艺，其结果必佳良无疑。惟选学妖孽、桐城谬种，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。
紧接着，针对上述陈独秀“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”，钱接过话头：
此等论调虽若过悍，然对于迂缪不化之选学妖孽与桐城谬种，实不能不以如此严厉面目加之。
以为自己“对”，就不容别人“反对”，甚至还骂人。我们今天回看五四，有些东西实在可以看得很清楚了。
更有递进的是鲁迅。1926年了，新文化运动已有十年的历史，白话文早已取代文言文。可是，鲁迅对于反对白话文的态度是：
我总要上下四方寻求，得到一种最黑，最黑，最黑的咒文，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，妨害白话者。即使人死了真有灵魂，因这最恶的心，应该堕入地域，也将决不改悔，总要先来诅咒一切反对白话，妨害白话者。……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，都应该灭亡！……只要对于白话来加以谋害者，都应该灭亡！
新文化运动过去了，胡适感慨“但这几年以来，却很不同了。不容忍的空气充满国中”。令胡适惊心的是，这个不容忍的力量并不是旧势力，他们已经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。“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的人物”，而且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头人物，以及由他们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。这就让胡适感到“悲观”，他说：“我怕的是这种不容忍的风气造成之后，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残酷的社会，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。”
今天，宽容的求取，是为了社会这个共同体的和谐，而和谐本身又必然要求着宽容。不止一次有人指出：和谐的“和”就是口中有粮，和谐的“谐”则是人人都能说话。
——摘自《让’胡适‘重返历史前台》（《瞧，这人》序言）
从读唐德刚博士的《胡适杂忆》开始，就想更深的了解胡适这个人。前阵子在读《胡适与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》时，对胡适更直观的感受莫不过于悲观和无奈。在美国接受了自由主义思想后，再面对自己祖国的动荡贫弱，一个知识分子更多的是理想与现实的无奈。现在读《瞧，这人》时，觉得作者序言很好的概括了胡适为人的品格或精神，这种精神就是“宽容”.而这种宽容在当下中国也愈发显得弥足珍贵，摘录以上文字以做共勉。
有人说：21世纪是胡适的世纪。20世纪的中国是一个奉行“斗争哲学”的世纪，但愿21世纪是“宽容”的。胡适说自己和他人为“正义的火气”也正体现了他的宽容，他不惮以最好的善意来揣测别人。而时至今日，这’火气‘仍时时存在，但却不知是否都是“正义”的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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